墓銘是刻在碑上的文字�，F代人通常實行“簡化主義”，在逝者墓碑上刻下“XXX之墓”，最多在墓碑后面寫上生卒年及粗糙的生平述略了之。掃墓時跪拜灑酒、紙灰飛蝶，事畢后游賞山水、酒食一番，至于“先”何以值得“祭”，“祖”何以值得“念”，對不起，很少有人去關注了。
墓銘首先是讓人們銘記。希羅多德《歷史》第7卷載有這樣的史實：當年希臘人抵抗波斯入侵，溫泉關口是侵略者必經的要塞。300名守衛關口的斯巴達人，奮不顧身地抗擊，最終寡不敵眾，全部陣亡。事后，希臘詩人西門尼德為300名勇士寫了一個墓銘：“過路人，請傳句話給斯巴達人/我們矢忠死守，在這里粉身碎骨。”這里沒有鋪陳的敘述，它之所以令人難忘，是一種情感的真實——勇士們的客觀形態特征(死亡)和感情的主觀愿望特征(為國捐軀，靈魂永生)在一個交集點上會合(長眠)。死亡與永生相綰結，墓地不單單付之風塵，墓銘也見證悲情記憶。
墓銘的意義還在傳志。中國墓園文化史上，有許多寫墓銘的高手。韓愈為他人寫的墓志銘不下數十篇，其中寫柳宗元的《柳子厚墓志銘》，是列入《古文觀止》而作為范文的。近世文壇一般稱梁啟超為“詩界革命”領袖，但梁氏有自知之明，因為最早倡言“我手寫我口”、并寫了一千多首“新派詩”的，是先驅者愛國詩人黃遵憲。黃遵憲病故后，梁啟超寫了將近2000字的《嘉應黃先生墓志銘》，于詩格、于人格，高度評價黃遵憲：“先生之詩，陽開陰闔，千變萬化，不可端倪，于古詩人中，獨具境界”，“士失職者多矣，而獨于斯人焉奚悲？悲其一身之進退死生，與一國之榮悴兮相依。”將個人身世與民瘼國是聯系起來，這墓銘就呈現了大境界、大志向。
墓銘有別人追思而寫成的，也有逝者生前自撰的；有莊重的，也有幽默的。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在1815年就寫有《我的墓銘》，中譯者為查良錚，即詩人穆旦。墓銘曰：“這兒埋下了普希金；他一生快樂/盡伴著年輕的繆斯，慵懶和愛神/他沒有做出好的事，不過老實說/他從心眼兒里卻是個好人。”這一平實的自評，逝者的身世與風范畢現。美國新澤西州一個墓園里，一個名叫伽里的墓志銘，倒像是一則幽默小品：“恕我沒能站著歡迎您！因為我皮難包骨，骨瘦如柴；請別忘記，我當年卻是一位有名的胖子。哇哈，我終于減肥成功了！”這一在墓地發笑的自述，莊重與幽默兼具，讓人看到逝者的達觀。而在中國當下，啟功先生的迷人之處，在于這位書法大家圓融的做人態度。夫子年過耳順，就早早寫了《自撰墓志銘》，曰：“中學生，副教授。博不精，專不透。名雖揚，實不夠。高不成，低不就。癱趨左，派曾右。面微圓，皮欠厚。妻已亡，并無后。喪猶新，病照舊。六十六，非不壽。八寶山，漸相湊。計平生，謚曰陋。身與名，一齊臭。”全文通押六，讀如溜。人生一般有三個層次——物質生活，精神生活和靈魂生活。啟功先生自撰的這一墓銘，讓我們上他的第二層樓小憩玩味，也“窺”得第三層樓的靈魂境相。啟夫子如此自謙、自嘲乃至自賤，依憑的是一種高品位的文化。吾道誰與歸？足可讓那些“世外高人”無言以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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